昨天去万达影城看24城记了。当然第一是为了交稿子，其次才是看电影。

电影院最让我喜欢的一点就是可以自己选择看屏幕的哪一块，会有种在影片里面的感觉（潜意识里有演员梦啊哈哈）。为了做到这点，我每次看电影都喜欢买前两排的座位，仰着脖子看。赵涛演娜娜的那段我一直在看她身后窗外的街景，感觉真的很不一样，跟盯着赵涛看时相比几乎不是同一部电影。

我还有个怪癖——喜欢听身后的人聊天。后排有人在打呼噜——我想如果是在放武打片或战争片的话，可能打呼噜的就是我。旁边还有一对情侣特别有意思，每次屏幕上出现什么，他们就开始讨论导演想表达什么，而且是那种很崇敬的语气，很多东西估计连贾樟柯都没想到。

贾樟柯不是在讲故事，至少不是在讲电影故事，而是在给很多被忽略的人写诗。

PS：刚才在豆瓣上看到一段很喜欢的文字，转来。

　　昨晚看了《二十四城记》。
　　如果说，“电影”是从“打算看电影”这个念头产生就开始的：
　　《24城记》也开始得未免有点太早了。
　　中途又历经波折，好容易拿到票，坐在电影院里，
　　去年看《三峡好人》那种无比激动的心情又再度回到我心中。
　　
　　《二十四城记》如何？
　　诸位，我昨晚看完，直到现在才写这么点感想……这就是我的评语。
　　
　　如今所有的导演都在进行伟大的尝试：
　　就是试图打破“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界限的尝试。
　　大部分导演采取的是这样一种策略：
　　试图赋予剧情片以纪录片的质地，丰厚和真实。
　　《三峡好人》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二十四城记》试图进行的是反向尝试：
　　在纪录片中安插剧情，故事就在讲述者的口中。
　　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关系，他们的人物关系笼罩在巨大的命运下面：
　　他们相互裹挟，相互观看，相互漠视，相互抚慰。
　　
　　一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吗？
　　当然有。
　　贾樟柯毕竟是贾樟柯呀！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小片段是两个人工人站在镜头前：
　　其中一个年长的不断搔另外一个的脖子，直到对方笑出来。
　　那个笑容，那些面孔，实在是太生动了，让我感动不已。
　　
　　但是，正因为是贾樟柯，那种“不够！完全不够！”的渴求，深植在我心中。
　　《三峡好人》开头那酣畅淋漓充满各种体液的长镜头呢？
　　举起一张十元人民币，放下时出现实景的天才想法呢？
　　更多的，那种气韵，气质，气息的东西呢？
　　
　　并不是说我没有感动。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工人的女儿，从小因为三线建设出生在四川。
　　可以说，电影里的点点滴滴我都太熟悉了：
　　我爸妈的单位叫716，是搞潜水艇的，我们过去的番号是成字138部队，
　　我们在四川的山沟沟里一住就是十七年，
　　我们的单位有电影院，有子弟学校，有医院，还有豆浆厂！
　　我们也有保密费，我小时候经常能分到保密本儿。
　　我们也是走的奉节。
　　我妈妈，简直就是电影里那个沈阳妇女的影子：
　　她老家是大连，十三岁随父母来到四川，再回东北，已经人过中年。
　　
　　我感动了，我哭了，我看见那个下岗女工在公车上讲述她的艰辛，
　　我看见赵涛讲那个在工厂里劳作的妈妈……泪流不止。
　　我的父母，是体力劳动者，
　　当儿女目睹父母年事已高，还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
　　那种心痛，也真的是像赵涛所说：是从内心里痛出来的。
　　
　　但是这种感动太肤浅了。
　　我在贾樟柯的电影中，寻求的绝不是这种“百姓人生”的感动。
　　我的感动被破坏了：
　　我们祭典父母这一代人苦涩青春的方式，难道只是买一套“24城”的房子？
　　
　　这是贾樟柯第一次在电影里使用职业演员，他采取了一个小心翼翼的方式：
　　正如很多导演在电影里掺杂了非职业演员在职业演员中，
　　他恰好相反：他将职业演员掺杂在非职业演员中。
　　陈冲，吕丽萍，陈建斌，扮演了三个老厂的职工。
　　有时，贾樟柯的电影里会出现少许“有些过”的东西，
　　比如《三峡好人》里的小马哥，是有些造作的。
　　但是在《三峡好人》这种湍急如大江大河的电影里，少许的败笔一闪而过，
　　但是在《二十四城记》这种静止的电影里，那些瑕疵，
　　不，我不认为是仅仅是瑕疵，而是缺陷的东西，却被放大了。
　　
　　陈冲扮演了一个叫做“小花”的厂花，
　　她说自己因为长得像陈冲得了这么一个外号，真名反而不被人所知。
　　镜头外的人（是贾樟柯自己吗？）问：“那你真名叫什么？”
　　我们的陈冲笑着说：“我叫顾敏华。”
　　全场大笑。
　　是为了这种幽默感吗？
　　不，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幽默感。
　　观众们大笑的时刻，是察觉这是“扮演”的时刻，也是梦醒的时刻。
　　也许这正是贾樟柯所要的：他要一种间离的效果，要这种浅薄的幽默，
　　要观众明白，不要那么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即便是你愿意相信。
　　
　　但是，我只是感觉到，我被嘲弄了。
　　陈冲演得不错，就像吕丽萍和陈建斌，他们已经演到了一个职业演员所能演出的最好。
　　但他们不是“大丽”，也不是“顾敏华”，
　　那么，我们如何面对真正的，被隐藏在电影后的，也许真的存在的“大丽”，“顾敏华”呢？
　　
　　我深爱贾樟柯。
　　这是我苛责的原因，也是我失望的原因。
　　我开始审视和逼问他拍摄《二十四城记》的动机，
　　而他的电影动机，在之前，我从未怀疑过

转的

“大望路到了”，地铁停稳的那一瞬间，喇叭里响起了熟悉的报站声。
　　我们每天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聚集到大望路的写字楼里，开始一天的工作；我们一周中总有几天要把8个小时，献给这个叫做大望路的地方；我们看着大望路一天天在改变，总有一天，我们也会像李洁和张屾那样，回忆在这里发生的故事——像他们今天这样，微笑甜美地回忆着。
　　那时，大家都叫这儿八王坟。
　　SOHO现代城的位置上，还是北京红星二锅头酒厂。这里没有新光天地、华贸中心，只有冒着烟的北京热电厂；也没有阳光100，只有北京第三针织厂；更没有万达广场，只有1路、4路、57路公交车总站。
　　能成为1路车的售票员，是李洁小时候的梦想。1路车的售票员真神气啊，因为它在长安街上行驶，路过天安门，所以，连售票员都显得比其他公交车上的牛气。她常常在家里扮成1路车售票员的样子，扯着小嗓门喊，“买票买票，你你你，往里点！”
　　李洁从小在大望路长大，起初，她和家人住在北京城建机械公司的职工宿舍里，小时候的她，最害怕的是家对面那个热电厂放气的轰轰声，也很讨厌旁边那家二锅头酒厂散发出的酒糟臭。不过，酒厂在李洁看来也并不总是那么讨厌，能和姨妈一起去那的澡堂子里洗个澡，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姨妈告诉李洁，你进澡堂大门时要大大方方的，看门的阿姨就以为你是酒厂的孩子了，不会拦着你。李洁每次照做。那个年代，酒厂的澡堂几乎成了大望路地区的公共澡堂，大家都冒充酒厂职工家属进去洗澡。
　　后来，大望路开始改变，先是京通快速路的修建。
　　在京通快速修好之前，这里没有大望桥。大望路十字路口有一个警察指挥交通的安全岛，十字路口是进京的重要通道，从唐山、香河等地进北京的车子都要从此通过。“我妈不敢让我下楼玩，就怕我被拐卖了，那些进京的小公共都生生把人往车上拽。”李洁说。她还清楚记得，曾经有个疯子，站在安全岛上，指挥了半天交通。
　　1996年，京通快速通车。通车的前一天，张屾和家人去了大望桥上散步，“我记得奶奶说，趁着没走车咱们好好走走，以后就不能走了。很普通的一句话，现在再回想起来竟会湿润了眼眶，还有那么多没走过的路，现在已经没法再走。”那天，张屾一家人从晚上7点一直走到10点半。
　　张屾是住在热电厂的孩子，小时候，他最喜欢在家门前的那片空地上放风筝。他还记得爷爷牵着他到粮油副食店，买了一盒好吃的酒心巧克力。粮油副食店的窗户是推拉木板，刷着深绿色的油漆，那里除了卖油卖米，还卖好看的点心匣子，冬天批发大白菜。如今，粮油副食店店址还矗立在大望路地铁的A出口，只不过换了装修，招牌变成了京客隆超市。
　　再后来，一个叫潘石屹的人看上了红星二锅头酒厂这块地，大望路开始告别臭烘烘的历史。
　　1995年，潘石屹注册成立北京红石实业有限公司，想找块土地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他和妻子张欣来到大望路，在酒厂这块地上，潘石屹突然不动了，他看着旁边的长安街和不远处的国贸中心，决定就要这块地了。
　　但张欣并不赞同，她站在臭气冲天的酒厂地块上，捂着鼻子说，这地方真不行，别做了。
　　最后，潘石屹说服了妻子，SOHO现代城开始建设。
　　李洁看着旁边的SOHO现代城一层层盖起来，“这房子起的真快啊，北京城第一次出现了彩色的房子，卖的也特别快。”2000年 1月8日，SOHO现代城开盘认购，天寒地冻的日子，长安街上却连夜排起了等待买房的长龙。
　　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那天，SOHO现代城挂出了很大一副印着“胜利”手势的横幅。李洁说，那会从东边坐车来的人都觉得，看见这个“胜利”的手势，就算是到了北京城了。
　　但李洁觉得，真正让大望路发生改变的，是复八线（复兴门到八王坟）的开通，也就是从那时起，人们更乐于用大望路这个名字来称呼这个以前叫八王坟的地方。
　　最初的地铁1号线，并不到大望路，直到1999年9月28日，整整酝酿了10年的复八线才开通。当时的《北京晨报》报道了这一重要事件：在这儿还得提醒您注意，复八线从今天起至明年6月28日只是试运营，试运营期间与一线和环线运营时间不一致。复八线是6时30分至21时运营，最小运营间隔10分钟，并且只在天安门西站至四惠东站之间独立运营，西单站暂不开通，从西单站换乘的乘客须到地面走一站后到天安门西站换乘。复八线暂不与一线地铁和环线地铁连通。目前在地铁一线、环线使用的普通两元车票、地铁月票以及盲人乘车证、革命伤残军人乘车证，在试运营区段乘车均无效。
　　张屾记得，很长一段时间，复八线都很少有人坐，车厢里总是空空荡荡的，有时候空的可以一个人在一节车厢里来回跑、大声唱歌。但随着大望路的写字楼越来越多，上下班高峰期从大望路站上地铁，要挤进车厢成了一件并不容易的事。
　　地铁开通后，这里似乎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
　　2000年，北京第三针织厂变成了阳光100；2003年，蓝堡国际公寓首期竣工交楼，华贸中心项目开工；2005年，金地中心开始施工建设；2006年，万达广场整体完工；2007年，台湾新光三越与北京华联集团各出资50%的新光天地开业，世茂集团买下华平国际大厦，更名为世茂大厦；2008年，擎峰封顶，在寸土寸金的大望路喊出了“只为正在影响世界的人缔造”的口号。
　　张屾家搬离了大望路，他小时候住的那栋热电厂2号楼，成了新光天地PRADA的店址。李洁家还在大望路住，不过，已经从城建机械公司职工宿舍，搬到了中央电视台新址旁的一座住宅楼里。
　　2006年7月13日，在美国上学的李洁很思念家乡，便在豆瓣上创建了“大望路到了@ GO! 大望路er”小组，越来越多在大望路上班或生活的人，甚至是路过大望路的人，开始在这个小组里说着那些发生在大望路的事。
　　北回归线说，2000年来北京上学，出火车站上校车，车到大望路，上京通，立马就哭了，这北京物资学院不在北京，在村里呢！2004年毕业了，在复兴门工作，大望路倒地铁整整一年，基本没坐过。2005年下班，和一老乡乘地铁，复兴门换乘，她凉鞋被踩断了，哭的一个惨，陪她光着脚在大望路地摊上买凉拖，讨价还价，发现她还挺可爱，年底就成了我女友。2006年换工作，在大望路，终于不用倒地铁了，却天天在地铁口等女友回家，光合作用成了接头地点，冬天有暖气，夏天有冷风，一年四季有好书，或看或买都不错，好地方呀。见面吃饭，或SOHO一层、或SOHO西南角，一排小平房，有棒子烧烤，有西北面馆，羊肉泡馍，常吃好吃的说。
　　朱兔兔说，11年前，我去广播学院考试，在大望路附近倒车，要坐到梆子井（我一直以为是椰子井，还很奇怪为什么北京会有椰子）。那时候建国路还是一条土路，那时候没有八通线。四年前，我妈说，我们在大望路和百子湾交汇的地方买房子吧，我在东方广场加了一整夜班，迷迷糊糊跟着她去看大望路的房子，路过东郊市场，路过各种破烂的小店，觉得进了一片荒地里，无限颓败。我点点头说，再过两到三年，这里绝对不是这个熊样儿了，就它吧。一年前，万达广场、星光天地，已经让大望路繁华得好像王府井了，而我们公司也搬到了东边来。我就在万达广场里看着这片地，没事儿打车的时候还可以跟司机装老北京，说十年前，如何如何。十年后，这里还有大望路吗？北京像一条自行成长的龙，疲惫的喘息，却一直在换肤。大望路，只是它抖动中变色的鳞片而已。
　　mrkg 说，在红庙这边长大，小学中学大学都在这儿，汗！说些什么呢，反正还是习惯叫八王坟儿。
　　现在，李洁已经回国，她没能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成为一名1路车售票员，但她更爱目前自己的这份工作。她说，每天走路上下班来回于大望路和国贸之间，感受到的一切和关于这里的记忆，都是快乐的，祝在这里上班或生活的你们，同样快乐！

昨天晚上我真的有种很无助的感觉，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到处都是放礼花的。

终于，一个大礼花被点燃了，cost a man’s life too。

突然想起过年时在济宁见到的一个场景：医院急诊室，一个女孩拿着电话问“死了是吗？”我不想描述她的表情，也描述不出来。

有些惨剧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别打着“这是传统”的名号摧残自己就够了。

温家宝在剑桥大学演讲被人扔了鞋。确切的说是有人往台上扔了一只鞋，因为那只鞋离目标至少有十多米远，温总理连像布什那样躲闪的机会都没有。

平静之后，温家宝说：“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

我多么希望他说的是：“刚才那只鞋是朝我扔的？看来你还要多练习才行。”

前几年布什来北京访问，开完新闻发布会后准备出去，却发现门拉不动，他双手一摊很无辜地对着大家说“I was trying to escape!”表情特别好玩。温家宝最近在外形上也有往好玩路线发展的趋势，可真到了这种情况，却还是拿出了那套文革大字报的语调。

也许我对政治人物要求太严格了，可我们也应该明白这样的道理：你既然选择了从政，而且当上了国家总理，就必然要做好应对这些状况的准备。从昨天的反应来看，温家宝其实是失态了——这就是肉麻赞美的结果。

……

有些人会觉得剑桥这种世界名校不应该有这种“没礼貌”的人，其实这就像说北大清华毕业生不可能找不到高薪工作一样没有根据。再说，我没觉得这是一个关乎“礼貌”的问题，大学生对政府官员抗议在西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只不过我们在一个对官员冒犯不得的环境中待习惯了，所以才会觉得这样做很过分。

联系到奥运火炬在国外传递时遇到的“干扰”，觉得有些人存在一个很荒唐的逻辑：我们到了别人的地盘上，却要求别人按照我们的方式行事；可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又竭尽全力向外国人献媚，生怕让洋大爷们没有家的感觉。

这几天看梁文道的《常识》，里面有句话倒是和这件事很映景：

“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大家理解一下在星巴克上网的那些人吧，他们之中肯定有像我这样为了逃离节日气氛而来此找安静的。

今年的春晚比我想的好多了，有很多好看的演出：

我承认我对周杰伦的看法最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华语乐坛有足够的才女才男和邻家男孩女孩，缺的就是这种有范儿的大明星。他在接收阿丘很傲慢的采访时平静地透露了演唱时间，一上台就让前面那个无聊的相声黯然失色。

不得不提的是，宋祖英出场的方式实在太大牌了！！！看得我都激动了，第一次看春晚有这种感觉啊！突然想起她在接受王志采访后在《面对面》留言本上写过的一句很屌的话：“我都敢与王志面对面，我怕谁？！”

赵本山今年的小品也很不错，少了很多台词上的噱头；还有那个“嗯哼”的小沈阳，已经比他师傅厉害了。

周华健罗大佑李宗盛和张震岳的big band出场时段有点冷，还好没错过；虽然对这几个人的歌不像白岩松那么有感情，但还是被怀旧的气氛给感染了。

黄圣依唱的森林音乐剧我也很喜欢，那些熊猫抱着橡胶气球在舞台上dua, dua, dua, dua, dua, dua, dua, dua……

有几个很尴尬的小品，很明显是刻意地为了创造几个所谓的“流行语”，可观众又不是傻子。

恶心的节目还是很多，但我决定看好的一面，从今年开始。

崔健依然是很多人心中摇滚的代言人，《一无所有》的知名度绝对不会比《月亮之上》差。即使连崔健自己都烦了，大家还在乐此不疲地给他戴着“中国摇滚教父”的高帽（即使很多人根本没听过他的音乐）——一种音乐风格要靠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撑门面，未免太惨了点儿。

其实我们也挺无辜的，除了免费下载别人本来要收费的劳动成果后还觉得自己是上帝以外什么都没做。要怪就怪某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他们总是把摇滚乐和商业对立起来——只有既不了解摇滚乐更不懂商业的人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改变世界的列侬也是卖唱片卖出来的，这么多支持世界和平与种族平等的人却只有Bob Marley成了英雄——可能这就是因为文艺青年口中那低俗的商业包装吧。

于是有人意识到了这点，立刻滑向另一个极端：摇滚乐没用，社会批判很幼稚，“玩”摇滚的都是疯子，艺术就是虚伪，只要听众喜欢，彩铃下的火，那什么就都ok。胃疼胃疼（wait wait），我们可没说自己喜欢“擦干眼泪陪你睡”啊，可是有选择么？有声音的地方就有这首歌，搞得我们都试听麻木了，到最后你怪我们低俗？

“玩”这个字透着太多的肤浅，摇滚乐不是这样的；“艺术”这个词也透着等量的肤浅，摇滚乐也绝对没那么深沉。

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我还是觉得能。这其实不是专属于摇滚乐的问题，任何东西都可能改变世界。

绝没有诋毁崔健的意思，能写出《一块红布》和《宽容》的人绝对不俗，但我们该move on了。

以上是现实，是牢骚；下面也是现实，是快乐。

北京现在有这么一帮所谓“80后”的人，他们不再矫情用中文还是英文演唱，而是专注于把音乐做好。虽然没有太多的关注，但依然通过最简单的商业模式维持着；又有着那么点摇滚歌手典型的骄傲，不屑与那些下三滥的宣传手段为伍。还有一些做音乐推广的人，其中有很多是外国人。他们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商业模式，为这些热爱音乐的人提供实现梦想又能生存下去的机会。

每次看到他们的现场演出我都很感动——至少他们在认真的做事情。

崔健的时代只能算是启蒙，现在则是刚刚开始。正是这种开始的状态把北京的音乐地图变得这么cool。

Sexy Beijing: 采访的是刺猬乐队的鼓手阿童木和Carsick Cars的鼓手李青，两个很有范儿的女孩，嘿嘿。  

李青说到了《音乐天堂》，现在我不会再去看那本制作粗糙的杂志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反正有年头没见过了），但毕竟那是我上高中时了解外面声音的最佳也是唯一渠道。网络是个好孩子，因为信息贫乏真是件很痛苦的事情。

再来一首Carsick Cars乐队的《中南海》。第一次看他们的演出就是在五道口的D-22，现场比唱片带劲儿多了！

中南海中南海，抽烟只抽中南海! 抽烟有害健康，抽中南海可以原谅，哈哈！

ROCK ON BEIJING!!!

刺猬乐队 - 爱之废语（Love the Tosh）：这里

Carsick Cars - 中南海：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人像我一样觉得春节时的大红颜色土得要命，喜庆的音乐令人崩溃，就不多说那场恶心的晚会了。

春节真的变成了一种负担和任务。动不动就拿出传统文化出来扣帽子是很无能的表现，那是城市规划部门的责任，普通公民并没有这种义务。再说，先把城市里的老建筑都拆光了，然后又整天喊这些虚无的口号，岂不是很不要脸的行为？

中国的老人们，你们什么时候能学会不把自己的过错往年轻人和现代化上推？要是真怀念那个红色年代，就从现在开始吃糠咽菜吧，没人拦着你们。那些在别人窗户底下放鞭炮还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营造了过年气氛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懂得人和人之间是不同的？要么找个地方一起放，要么就全面禁止。这种影响别人生活和私人空间的行为不属于自由选择的范畴。

过去的那种“年味儿”到底好在哪里，我没有看出来，很大程度上是环境逼出来的。

什么小年，元宵节，中秋节，都是他妈闲的没事儿憋出来的，没事儿多看点书，生活就充足了。一个春节足够了，而且还搞得这么恶心，拜什么年，平时都没来往的人，说也不说一声就去敲人家家门，也真好意思。

布什和陈水扁，两个被骂声淹没的国家元首，最近都被两个偶像男人替代了，奥巴马和马英九不知道最终是什么样的结果。奥巴马快变得和格瓦拉一样红了，也许将来真的会像格瓦拉一样以体恤的方式留世；马英九，可能会因为这个奇怪的名字吧……

每个人都可能会因为很意外很巧合的事情被不同的人记住。克林顿为美国经济腾飞做了很多事情，可最后大家脑子里全是莱温斯基浓妆艳抹的脸；尼克松在中国是个外交大使，在美国人心里却是个骗子；阿拉法特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在美国却是个恐怖分子。

还是图像留下的印象更深。我想我会因为这张照片记住陈水扁，因为新东方英语杂志上的一段演讲记住克林顿，因为布什在得知9.11发生时的表情记住这个长得有点像猴子的美国人，当时他在幼儿园里给一群小孩讲故事。

只是永远都不知道图上的人到底在想什么。